财政政策应该也可以比肩货币政策

央行今日进行1000亿元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中标利率为2.5%，前值为2.5%。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本周有1030亿元一年期MLF到期。更重要的是，前不久央行宣布将直接下场增加买卖国债（基本上全天候）。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对央行购买国债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其对货币政策工具箱的充实、对流动性的调节以及对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作用上。他认为： 央行在公开市场操作中逐步增加国债买卖，是对货币政策工具箱的进一步充实。央行买卖国债作为调节流动性的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与海外经济体央行的量化宽松（QE）、现代货币理论（MMT）等政策安排和逻辑不同；央行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是一种流动性管理方式，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向市场提供短期资金，从而实现货币政策的目标； 双向的国债买卖操作，即有卖有买，是央行买卖国债与一些发达经济体QE操作的不同之处，而有收有放的流动性管理更加符合对冲政府债券发行高峰对流动性产生的扰动，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央行买卖国债体现了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一方面能补充央行调控流动性投放以及收益率曲线的方式，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协同作用。

近期，央行多次表态关注长期国债收益率，并指出其是反映长期经济增长和通胀的预期的重要指标。例如，近期发行的50年期超长期特别国债的票面利率低于此前发行的30年期特别国债的票面利率，这反映了市场供需、宏观经济状况和投资者偏好等因素对曲线形态的影响。央行在货币政策操作中广泛使用国债、地方债作为质押品，并配合财政部开展国债做市支持操作等，这进一步体现了央行在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方面的实践。

综上所述，温彬认为央行购买国债是对货币政策工具箱的充实，有助于调节流动性和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同时也体现了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这一操作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具有重要意义，能够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调控经济时各有侧重，但二者又密切相关、相互影响。在实践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需要相互协调、相互配合，以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在一季度记者会上，财政部副部长廖岷指出：从今年1-2月情况看，（财政）收入同比下降主要受到两项特殊因素的扰动。一方面，基数被抬高，比如2022年制造业中小微企业部分缓税在2023年前几个月得以入库，抬高了2023年的收入基数。另一方面是去年年中出台的减税政策对今年的减收影响。比如，2023年8月开始实施了减半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这就会使今年前8个月执行的低税率对应去年同期相对较高的税率。

从各方面的评估上看，减税和补贴，特别是公共支出的必要扩张，似乎不能立竿见影；但考虑到疫后企业修复其资产负债表，可以坚信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将会逐渐显现，特别是要反复提醒财政部门——克服“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历来不高”的过时假设，发挥政府作为“最后借款人”和“必要财政赤字”的责任担当，努力扭转企业“不求利润最大化但求债务最小化”的 “消极求存”的趋势；如有必要可以成立“政府特别委员会”同时适当吸收第三方中介机构针对如何实施 “公共支出的必要扩张”进行论证，不失时机的进行“亡羊补牢”，如果担心“发放消费券”可能无的放矢，至少可以探讨适当减少“水泥+砂石”类的公共基础设施的财政支出，转而增加提高医疗教育及养老住房等财政支持力度，间接释放消费潜力；可以参考辜朝明先生（见文《宏观经济方法论》）给西班牙政府的建议，为方便或鼓励海外至本地的旅游消费，甚至可以举办公共外语培训项目，软硬兼施，因地制宜，不拘一格，可能花钱少，见效快。辜先生甚至认为，虽然选择公共支出项目的难度较大，但在经济衰退期间，对标可以容易得多，可以将项目收益率设定为“高于政府债券收益”，特别是针对我国政府债券收益迭创新低的情况，选项难度可以大幅降低，真正的难度是“刀口向内”——精简行政机构，或大幅削减行政费用。

在这里没人将“公共支出的必要扩张”，与多年前的“大水漫灌”相提并论，时空差别已经巨大，完全不具可比性。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