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但最终要靠改革和开放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去80年与未来展望”国际会议暨2024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IMF原副总裁、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朱民表示，需要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要使所有国家受益，实现全球经济繁荣。

布雷顿森林体系奠定了战后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虽然几经调整，其中不乏剧烈的变化，虽然存在着南北失衡和东西不平等，但实现了全球的增长。中国是既有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受益者，中国多次表态，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但全球化面临着碎片化的风险，贸易保护和民粹政治泛起，小院高墙和“近岸友岸”不断拍打和冲击着既有国际经济金融秩序所恃的开放和共赢理念，这也是为什么“危机四伏”之下，对于“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呼声开始升温。在高债务、高通胀、高利率和低增长的全球经济新格局下，寻找增长的渴望，环球同此凉热。

正如财政部副部长廖岷所说，随着全球经济金融出现震荡，中国作为深度融入全球化的第二大经济体，宏观经济运行必然面临新困难、新挑战。

中国经济自去年以来，处于波浪式发展和曲折中前进，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没有改变，但在短期内面临着化债压力和投资、消费预期不足，通过逆周期宏观调控，特别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同配合，避免增长放缓，避免物价持续低水平增长，避免房地产硬着陆，是当务之急。

增长应该优先于债务。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与房地产一揽子新政，形成了对中国经济的托底预期。货币政策的宽松口径未变，但我国M2余额超过300万亿元，货币政策的刺激强度已经很高，可是货币的流动性并未线性提高，相反还不断下降，其实就是资金还在金融体系空转的反映。从4月下降的M1和负增长的社融，都能推导出这样的结论。

空转是市场经济的特征，但超过一定程度，就不可避免地脱实向虚，金融支持和服务实体经济就变成一句空话。金融不仅要降息让利，更要创新产品和服务，把资金导向国家战略方向和未来产业方向，短期降低融资成本，长期形成真正的能够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科技资本。

但我们讲，任何事情都过犹不及，短期的手段不能长期化。实体经济的增长，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保驾护航，但又不能完全依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走出困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解决的是周期性的问题，对于趋势性的问题边际效用递减，直至跌入流动性陷阱。解决趋势性的问题，要着眼于新质生产力，要着眼于人口增长，归根结底，要靠改革，要靠开放。

一切问题都是时间问题，一切问题都是发展问题。虽然过于绝对，但大致如此。

北京商报评论员 韩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