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物相易、货币互换，漫谈中国古代钱币的“移动支付“革命“

提及“移动支付”，人们大多会想到今天中国的“新四大发明”——“高铁，扫码支付，共享单车以及网购”，其中，“扫码支付”和“网购”都属于“移动支付”的范畴。按今天的角度来说，移动支付是指人通过电子产品来进行电子货币支付，如“支付宝”、“微信支付”都属于“移动支付”。

虽然，“移动支付”这种新型支付方式的科技基础十分先进，但“移动支付”之所以能流行于中国，与中国古代就流传下来的“移动支付革命”的“文化基础”是分不开的。而中国古代钱币的“移动支付”革命，还要从钱币本身说起。

一、中国货币的“起源”

关于中国货币起源，与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别无二致，都是从“物物相易”转变至“商品—货币—商品”的交换模式后，催生出了能够衡量商品“价值尺度”的“货币”。

商朝时期，古人就“货贝而宝龟”，即使用贝壳、龟壳作为物品交换的媒介。周朝建立后，姜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规定“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长为幅，长四丈为匹”，从而确定了周代周王室与诸侯国之间的“贡品贸易”的“货币额度”。

然而，随着周王室与诸侯国实力的此消彼长，各个诸侯国逐渐开始私铸钱币，从而实现经济上的独立。由于诸侯国之间战和不定的国际关系，各诸侯国往往通过发行不同的“货币”，如“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构建“贸易壁垒”，从而实现国内农业、手工业生产的稳定，并加强本国人民在经济上对国家的认同感，进而奠定了诸侯国称霸中原的“经济基础”。

这种分裂的货币政策虽然有利于某个诸侯国称霸一方或偏安一隅，但是从实现大一统国家的远景来看，显然是“饮鸩止渴”。秦帝国在军事上统一全国后，为了巩固大一统王朝的经济统治，进行了“第一次货币革命”。

二、统一度量衡——“第一次货币革命”

秦帝国扫平六国后，为了加强对地方，尤其是旧时六国地区的管理，执行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统一度量衡”政策。“统一度量衡”政策的实施，一方面巩固了国家在军事层面的胜利，宣示了秦帝国对东方六国地区的主权。另一方面则统一了国内物资的“衡量尺度”，保障了国家税收、贸易等经济生活的一体化，从而推动了秦帝国经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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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统一度量衡”的“货币革命”中，对后世货币发展影响最大的变革，就是确定了“圆形方孔钱”为全国通用的货币。这种货币在材质上用“青铜”铸成，“青铜”自商代以来就是中国产量极高的一种金属制品。中国青铜铸造业不仅具有开发早、分布广的优势，而且其矿藏储备之多，炼制技术之成熟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首屈一指的存在。

1、“圆形方孔钱”的优势

“青铜”除了产量高，其特殊的金属性质也为“圆形方孔钱”的普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基础。“青铜”中的主要金属元素，是活性较弱、密度较高的“铜”元素，在日常生活中很少发生造成磨损的化学反应，相对易于保存和保值，也利于货物交换时称重量钱。

“圆形方孔钱”不仅在材质本身具有优势，其特殊的制作结构也促进了“圆形方孔钱”的传播。从其“天圆地方”的结构上来说，中心留“方孔”的设计不仅利于大额度铜钱的串成“贯”，以便收集使用，也便于造币厂量产大小、重量相当的钱币并且规范制钱模具，从而提高货币的质量和产量。正是这种种优势，使得统一的“圆形方孔钱”在中国广为流传，一直延续到民国才被法币取代。

2、“币值”代表“价值”的第一步

从货币价格标尺功能性的发展的趋势上说，秦帝国统一“货币”同样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从货币代表价值的大小来说，古代货币总体上是从“重量”代表“价值”发展为“币值”代表“价值”。

在先秦时代，虽然诸侯国内已经出现了区域性货币，但由于中原地区贸易频繁，许多大宗贸易需要跨国进行，就出现了两国货币价值不一的窘况。在秦帝国“统一度量衡”以前，各国之间的区域性货币相互兑换，基本按照两种“货币”的“重量”对等，这不仅造成了区域之间货币流通困难，而且不能保证交换者手中持有货币的购买力不变。

秦帝国统一度量衡后，同样统一了货币“重量”所代表“价值”。秦朝的“半两”钱以钱币的“重量”作为名称，一方面标明了货币重量，推动了旧币换新币的进程，推动了国家货币的统一，另一方面则继承了先秦时期用“重量”衡量货币“价值”的传统，但又明确标明了货币的购买能力（重量），并为汉代发行的“五铢”钱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可以说，秦帝国“统一度量衡”的举措，是中国货币发展史上的一次“集中突破”，为中国后世用“币值”表示“购买力”的货币（如通宝）发行开创了先河。

三、从铜币到纸币——购买力的“信用化”

如果说秦帝国“统一度量衡”是中国货币史上的第一次革命，那么宋代“会子”、“交子”等纸币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国货币史上的“第二次革命”。

1、纸币兴起的背景

虽然秦、汉、唐等大一统帝国都会在国内发行统一的货币，可一旦当国家陷入混乱分裂之时，各个地方政权都会不约而同地私铸钱币，以此来收集百姓手中的粮食物资，达到转嫁战争负担的作用。并且随着农业手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地位水涨船高，原先的“铜币”、“通宝”逐渐不再适应巨大的市场需求。

宋帝国历经唐末农民起义、五代十国的动乱，虽然实现了中原地区的统一，却没能阻止货币的私铸，“五铢”、“开元通宝”、“铁钱”等货币盛行于市。加之宋代“重农抑商”政策的松动，“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由市场自发的跨区域大宗贸易日益增多，原先笨重的“铜币”已经不再适应市场化的需求。正是这样的历史背景，催生出了世界范围内最早的“纸币”。

2、从“民间”到“官方”

“交子”最初出现于四川，是一种民间自发的“支付票据”，以富甲一方的商人之财富作为“信用额度”。由于蜀道艰险，无法运送大批铜钱，在“天府之国”进货的商人往往难以携带大量的铜钱，为了实现支付的通畅，会给卖家一种特制的“债券”。后来蜀地的主要富豪开设了兑换这种“债券”的“交子铺”，更为广泛的解决了“交子”的信用问题，从而促进了“会子”在更大范围内的流通。

随着“会子铺”的设立，宋朝的地方官就不可避免的被卷入了对“交子”的管理之中，并且由于宋朝时期“税赋”（盐、茶交易）对商人群体的依赖，宋帝国政府并没有像前朝一样“重农抑商”，甚至在处理“会子”的问题上做出了积极的响应，设立“交子务”。宋帝国不仅从财政中提取一部分作为“交子铺”的“准备金”，甚至发行了“官交子”，作为促进商业活动的手段之一。

南宋时期，由于战争开支的加剧，宋帝国甚至亲自办理“纸币”，发行了“便钱会子”，以换取民间贮藏的“铜钱”、“白银”，由于“会子”由政府承担风险，大量发行、几经贬值仍然能作为“纸币”在市场上流通，实现“以银为本，虚实相权”，从而控制国家经济的走势，并且影响了元明两朝的货币经济政策。

虽然两宋元明的“纸币”本质上说只是政府盘剥百姓的一种手段，但其“以虚代实”的先进形式仍然影响了之后的中国人，其在经济上创造出的“信用额度”等概念同样是今天“移动支付”的核心观念。

四、钱庄与“钱引”——移动支付的“第三次革命”

随着官方发行纸币的无度发行，人民对官方发行的“宝钞”逐渐失去了信任。而专业的商人集团，如“徽商”、“晋商”的崛起，又重新促使支付凭证回归了市场。

随着全国各地以地域为界限的大规模商业团体的兴起，为方便商人交易的“钱庄”逐渐成为了新型信用模式下的“交易所”。“钱庄”通常与官营铸币场合作，存储了大量的“铜钱”，配合政府税收后库存的“白银”，组成了新的交易链条。跨区域的商人只需要持有某一钱庄的“钱引”，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的任意一家同商号的钱庄进行兑换，由于各个钱庄具有共同承担风险的“信用额度”，“钱引”逐渐成为了大宗商贸时的交易媒介。

随着“钱庄”的兴起，“信用”逐渐成为了金融活动中的主心骨，可以说，正如今天以商业集团和银行为后盾的“移动支付”一样，当时的“钱引”就是古时的“移动支付”。

五、结语

中国为何能成为世界上移动支付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其实与古代货币的演进史是不可分割的，了解古代支付手段的发展，对今天的金融活动仍具有不小的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汉书》

2、《史记》

3、《宋史》

4、《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