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本位”百年沉浮：始于明的货币改革，见证货币的“成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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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社会通用的货币最早始于何时已不可考，但中国最早使用的货币是贝壳，由于其方便计数且耐保存携带的特性，贝壳被广泛用于交易当中，而在此之前则是以物易物的形式来进行商品交换。
货币从诞生之初历经千年，从贝壳到刀币到铜钱，再到后来的宝钞，银两。
货币的形式不断地进行变迁，而在数次变革中，人们也对货币所掩盖的商品本身的交换价值进行了反思和探讨。
然利者，争之端也。从货币的交换价值变迁出发，也能透视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观念的变化。
方圆法天地，元宝通千年
不论哪个国家，最古老的交易形式一定是以物易物，这样的交易虽然有其公平的一面，但许多商品或运输不便，或操作过于麻烦，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更便捷的方式进行交易。
这时，中国最早的货币——贝壳，登上了交易舞台。
海贝由于其体积均匀，容易携带，方便计数等优点，开始以流通货币的形式存在于社会。
但海贝的缺点也十分明显，就是不稳定且数量稀少。
最重要的是，当时没有成型的货币系统，对于贝壳的货币价值不能给出一个权威的统一的公众认知，
所以导致贝壳作为货币的公众信用大大降低，再加之生产力不断进步，新兴货币很快就替代了贝壳在交易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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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公元前十世纪，周王朝的诸侯国开始出现初步的货币系统，
到了春秋战国，青铜铸币正式出现在贸易往来中。
在各诸侯国的不断摸索中，中国的货币逐渐分为布、刀、圜、贝四个体系，像中原地区的布币、西部地区的圜钱、北部和东部地区的刀币，以及南部地区的蚁鼻钱等。
但这一时期各国的钱币仍然各自为政，换算麻烦不说，像刀币，布币等携带也不便。所以在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颁布中国第一条货币法令：
“以秦币同天下之币”
，始于秦昭襄王，终于民国，
流传两千多年的圆形方孔的钱币形制粉墨登场。
秦统一货币形制是古代货币由杂乱无章，走向规范有序的一个标志，同时，也为后世的货币秩序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汉朝完美地继承了秦朝的制度，沿用的“秦半两”的制式，只是将每一文钱减重到四铢，而且从汉初一直到“文景之治”，官方一直不禁止民间私自铸币，这导致当时社会上假币横行，各地钱币质量不一的乱象。
直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遵循董仲舒的“大一统”理论，进行六次币制改革，将货币发行权收拢回中央，统一发行五铢钱。
除了三国时期大行复古逆流，以物易物思潮复辟，导致五铢钱被冷落百年，其余时间五铢钱一直都是社会的主流。
今天我们熟知的“某某通宝”这样的铜钱事实上起源自唐朝，初唐以前，上自秦汉，钱币都主要是“半两”、“五铢”一类的计重文字，
而到了唐高祖李渊以后，中国的货币制度又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变。
唐高祖时期，废除了沿用700多年的“五铢钱”形制，
改为以皇帝年号或国号命名的“通宝”或“元宝”，并且计量也采用十进制
，每一枚“通宝”记一文，重一钱，十文即一两。虽然后世记法或许有所变动，但以十进制为货币计量规则一直没有变过。
到两宋时期，商品经济蓬勃发展，但由于缺乏铜资源，不得已采用“增铸铁钱易民铜钱”的政策，每千铁钱约大钱25斤，中钱13斤，也就是说买一匹布就要500斤的铁钱，这对于多山的四川地区而言是极不方便的。
因此，公元1011年，成都16家富商成立了世界上第一所私人货币发行机构“交子铺”，纸币“交子”出现于贸易舞台。
由于多家富商给予了交子信用担保，使这种轻便的货币短暂地盛行于两宋时期，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促进了宋朝商业发展。
但由于后续战乱和腐败问题导致纸币信用崩塌，交子的盛行成为了昙花一现。
金、元时期纸币也曾短暂地被中央发行，但由于其缺乏完善的管理体系和良好的信用基础，均以失败告终。
值得一提的是，忽必烈即位后发行的“中统钞法”事实上已经初具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纸币的雏形，但由于元朝一直致力于征战，疏于内政管理，这样的纸币法令也只能是明珠暗投。
纵观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可以看到经过数次改革，一直稳定延续下来的也不过铜钱体系一种，不论是纸币，还是之后明代的银本位系统，都被历史证明有巨大缺陷。
但究其根本，笔者认为是封建时代思维的局限性导致。
冗余的官员系统和服务于皇权的思想难以保证一种信用度高，保值能力强的货币流通于市场，甚至民国时期的金圆券价值崩坏，也体现了封建思维的短视之处。
若不以市场为主体，罔顾百姓需求，不进行改革和破旧立新，再强盛的王朝也逃不过历史周期和金融规律。
宝钞名宝作纸废，白银为本价更高
1646年，一条满载白银的船在岷江被杨展击沉，这艘属于张献忠的运银船就此沉眠彭山，史称“江口沉银”。
张献忠活跃的时代已经是明朝大厦将倾之时了，而这一船的白银无非是作为大西朝的“国库”储备被护送。对于看惯了古装剧里动不动就以银两做交易的我们，或许已经对银子的货币属性十分熟悉，但江口沉银距离明朝禁止金银交易也不过278年。
明朝初年，政府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并下令禁止金银流通。其实，若能在元朝“中统钞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纸币制度，明朝或许也能跟上近代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的脚步。
但由于明朝发行的宝钞既无钞本，又无限额，面向社会大量印发纸钞，又不及时进行回笼更换，加之宝钞制作简陋，易于伪造，没有任何保障的纸币充斥交易市场，大大超过了社会商品流通实际的货币需求量，造成通货膨胀，宝钞日益贬值。
到洪武九年，市场已经出现严重的旧钞过剩问题后，政府才制定
“倒钞法”
，对旧币进行兑换。但兑换新旧钞的秩序混乱且价格悬殊，使“倒钞法”的施行极不成功。
《明太祖实录》记载：“收换昏钞之法，本以便民，然民多缘法为奸诈，每以堪用之钞，辄来易换者”
漏洞百出的宝钞在发行之初就注定了其不断贬值的下场，但没有人能想到宝钞的贬值居然发生的如此迅速，
从洪武中期的“银一两当钞三五贯”，到正统元年“今银一两当钞千余贯”，
不到百年的时间，宝钞就贬值近一千倍，明代人称这种现象为“钞法阻滞”。
顾炎武在《日知录集释》中评价：“是国初造钞之后不过数年，而其法已渐坏不行，于是有奸恶之条，充赏之格，而卒亦不能行也。盖昏烂倒换出入之弊，必至于此。”
但此时情况尚不为最糟，后来明朝政府的一系列救市“昏招”，则彻底将“钞法”送入坟墓。
洪武七年，朝廷下令禁用铜钱，洪武二十一年，再次下令禁止金银流通。
但禁用铜钱不但没挽回宝钞的地位，反而进一步破坏明初制定的钞主钱辅的制度，使百姓对宝钞的信任度跌落至冰点。
因此，即使再加大禁银力度，也无法阻挡市场的选择。到这个时候，宝钞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明人陆容表示“宝钞今惟官府行之，然一贯仅值银三厘，钱二文。民间得之，置之无用之地耳。”
明朝施行“钞法”实际上最终目的还是敛财和集权，其中并没有考虑到对百姓是否方便。
从实行钞法中获得好处的除了国家，便是某些奸商和贪官污吏，钞法并没有给一般老百姓带来安定和福利，反而让社会经济变得极不稳定。
实际上，自成弘年间以后，民间对宝钞愈发不信任，使其失去货币的信誉和价值。
此时市场选择以白银作为价值尺度，到成化年间，民间白银已经彻底取代宝钞进行交易，从当时的90多份契约来看，无一例外用白银交易。
“朝野率用银”的趋势，已经逐步自下而上地体现出来了。
大学士丘浚看到了这一趋势，他在给明孝宗的奏疏中说道：
“臣请稽古三币之法，以银为上币，钞为中币，钱为下币，以中下二币为公私通用之币，而一准上币以权之焉。”
此时，白银成为流通货币已经是大势所趋，到明英宗时期颁布白银货币新法
《明英宗实录》记载：遂减诸纳钞者，而以米银钱当钞，驰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惟折官俸用钞，钞壅不行。
也就是白银、铜钱、粮帛、当钞兼容的货币结构，在加之之后的“弛用银之禁”的政策，
“银本位”在明代施行的基础算是夯实了。
但有趣的是，终明一代，都没有正式发布以银两为主要货币的细致法规，翻遍《明会典》，能看到的也只有多处“奉晌折银”的记载。
从成化年盐税开始用白银折算，到宪宗放开茶课的折银限制，再到弘治年间关税开始大规模使用白银征收，大明的“白银底线”在不停退让。
遂到嘉靖时便有“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之说。
到此时，明朝的“银本位”系统基本算已经定型，由于白银的贵金属属性和其便于携带等因素，以白银作为社会上默契的流通货币，
大大促进了明朝的商贸和手工业经济，这对于市场的发展是起积极作用的。
但由于后期放开白银管制，而中国又极度缺银，只能高度依赖海上贸易攥取白银，
但明末三大思想家已经看出白银对本土市场的冲击，纷纷提出“废银论”。
此时的明朝政府就如吸毒上瘾病入膏肓的瘾君子一般，已经离不开白银所带来的的发展刺激了，在英、法、西班牙等国迎来经济危机，加之马六甲海峡易主，这片土地上的不稳定因素变得越来越多。
求商求价不得法，论银论金始论人
放开白银管制后，明朝已经事实上将白银作为主要流通货币。
隆庆元年，明政府颁令:“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者，止许用钱。”
这条法令的颁布，标志着明朝首次以法权形式承认了白银合法货币的地位。
但值得探讨的是，这条法令颁布于
“银荒”时期
，此时中国的白银产出已经完全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因而，
明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挽救局面。
最为出名的便是“一条鞭法”
，张居正为了解决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提出了
“计亩征银”
的制度，也就是不算人头，按亩计税，用银交纳，
这间接推动了商品货币的发展
同时，由于产银不足，明朝再次开启海上贸易，以美洲产银来弥补国内空缺。
与英国金本位相似，明末的银本位系统也是享受了全球化伊始的春风，但也受外国银价市场冲击，二者是一体共生。
所以当“价格革命”爆发，白银的生产和流通在全世界缩减时，本土的体现就是银贵谷贱，一时间各地起义，内忧外患之下，大明王朝结束了近三百年的生命。
归根结底，银本位体系若要正常运行，两个条件不可或缺。其一，巨量海外白银的长期有效供应。其二，在中外贸易中保有出口大于进口产生贸易顺差以获得白银。
若是其中的任何一条出了问题，明朝的经济机器就要宣告危机。
其实，纵观明朝宝钞制度的崩坏，到“银本位”体系的告急，归根结底还是对市场经济认识不充分和封建思想下对人民诉求的短视导致。
经济学理论中稳定的货币制度至少要具有以下两个基本特征：
价值锚
（实物货币或金属货币）和
中心化
（中央银行统一发行）
而明朝的“银本位”系统下罕见朝廷出手对市场进行调控，白银这个价值锚有了，但不见国家对白银的流通进行统一规划和调配，这也导致了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的失败。
因此“银本位”系统在当时来讲，对政权的冲击要大于对经济的刺激。
马克思也说过：“在商品和货币的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商品生产和流通，而货币的流通则是派生的。”
简而言之，货币所掩盖的是商品交换的实质——生产力和劳动力的交换。
明朝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只是片面地采取一系列表面的措施对宝钞补救，对白银征敛。而市场贸易中的主体——市民阶层，和生产资料创造者——农民，则被朝廷忽视甚至剥削。
就比如“一条鞭法”，看似减轻佃户负担，实则单纯为简化征收手续，维护统治。至于农民粮食要经多方盘剥换取一点银两来应付征税，则不在当权者考虑范围内。
明朝忽视市场规则，漠视底层利益的做法在封建社会其实并不罕见，但明亡的教训仍能给予我们警示，就如毛泽东同志所说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结语
一枚锈迹斑斑的铜钱，历经无数朝代，从达官贵人的锦囊到田间农民的泥手，人民给予了经济温度。明初举全国之力推行宝钞，但由于其集权本质，被人民抛弃，而白银由于其方便，价值稳定的属性又被百姓青睐，推动王朝改革。
在丘浚的奏疏中还有一句“
钱币乃利权所在，除其禁则民得以专其理矣
”，马克思也说“货币本质上是用来表现价值的价值形式发展的产物”，那货币的价值在哪里呢？
在商品交换中，商品交换的主体是谁呢？答曰：人。
简而言之，只有以人为本，制定的货币政策才得以长久，才拥有温度。
在以人而非利所主导的金融规则下，才能体现其文明性与进步性。
参考文献
《大学衍义补》
《日知录集释》
《明太祖实录》
《明英宗实录》
《续文献通考》
《秦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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